文心雕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要多实践(对《文心雕龙》中的这句话怎样理解)
这是个经典的文体分类话头，闹到五四以前还在争论，长说也长，短说也短。
先说短的，这句话意思是讲，天下文章可分两类，有韵的叫文，无韵的叫笔。
《文心雕龙》是一部诞生于六朝的文艺学论著。诞生于六朝，意味着受到当时文风影响，这不光体现在它在形式上以骈文写就，更体现在文学观念层面受时风影响；是文艺学论著，又要求它对文是什么、如何分类、不同类型的文遵循怎样的创作规则做出回答。
区分文笔，正是对这些问题做出的一个回应。
六朝时代文学之风颇盛，因此就有了文笔之说。文学创作者都喜欢说两嘴，刘勰说，他前面的曹植也说，曹丕也说（这是个被大众读者低估的作者），陆机有《文赋》，挚虞有《文章流别论》，李充有《翰林论》，应玚有《文质论》，都是在说这些事情。
其中影响非常大的，是颜延之（这名字就很不讨小管家的喜欢，字延年，就更不用说了）提出的文、笔、言三分法。
这种观点认为，有韵是文，无韵是笔，这两类都是文，因其讲究文采。但除此之外还有类不讲文采的，叫言。
照颜延之的说法，经书里除了《诗经》是有韵文之外，其它都是言。刘勰《总术》一篇开头，说那些话，正是要驳斥颜延之。
刘勰什么观点呢？
他认为文学这个大框架下，分文笔两类即可，而“言”则是伪概念。
比如易经里有所谓《文言》，写得文采斐然，名字里却直接叫“言”，那它到底算笔还是算言呢？
颜延之在文笔之外另辟一个“言”的文体分类，纯属多此一举，还是直接就分为文、笔两体，不容易发生混淆。
刘勰这么说，反映了他个人的文学观念，但未尝不是一种炮制观念的活动。
汉魏六朝时期，文章的地位很高，不像今天这样，觉得是“小道”，是“文人”、“穷措大”之类脱离群众的人群自娱自乐的自嗨活动，文章在那个年代是一种“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咱们看司马迁创作《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他的调子就起的很高，《史记》不是官修史，是司马迁的一种个人创作，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通过文学的形式对抗时间流逝，帮助倜傥非常之人在身后扬名，这就是所谓“不朽”。因为人总是要死，这是必须接受的命运，但人又都希望自己可以不死，或者通过某种方式留存下来。
秦始皇求不死药，阿基里斯参加特洛伊之战，司马迁著史记，这其实都是一类事情——由此也可一瞥文学在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文章地位既然高，当然就必须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文学哲学”、“文学概论”一类的东西，就是需要由一个大才，把在他之前的、关于这个领域发生了的事情，梳理出一个发展脉络，断定这个领域的核心命题，并指出它以后应该怎么走。
由此可知这其实是一种观念创造的活动，就像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一样，它不是通识，而是私货。反映的是作者个人的洞见、看法，里面有很多塑造、构建的成分。
《文心雕龙》也是一样，刘勰通过这本文艺学论著，构建了一个他认为应当如何如何的文学流变史。
在这个流变历史脉络里，文学有经、骚、赋这么几个源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见，可以说决定了文章的格局器宇。他把经、子、史，都囊括进了文学的范围之内，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
而差不多同时期的《昭明文选》，却只选了那些看起来有文采的文，实际上是将文章狭隘化了，后面那种浮靡绮丽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初唐，败坏了文学的品味。
想要把经、子、史囊括进文学，就必须在源头上找合法性，这就是刘勰所谓的“徵圣宗经”。
《文选》对文的理解，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从发生的角度理解它。刘勰却还从传播的角度去看待文学，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强调文章创作打一开始就①体现了一种对超越性、形而上之物的追求，②非常注重能够广泛传播，长久存在。
这和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倡导，是一脉相承的。
最终在《文心雕龙》里，刘勰构建了一个“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的文学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不管是后来的骚、赋，还是先前的经文典章，都有一个允当的位置，也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廓清了一条道路。
我们知道，后世韩愈作为一代文宗，匡救时弊，倡导古文运动，被苏轼赞许为“文起八代之衰”，这其实就是在《文选》的框架为寻求文学发展的解决之道，并且跟《文心雕龙》的思想是相契合的。
而把文析成“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又把有韵、无韵统归于文，正是刘勰构造这座观念大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于文笔之分的争论，并非只在六朝时期喧闹一时的绝响。
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想必听说过，五四那会儿，有个特响亮的标签，叫”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这是新文化干将嘲讽旧派作者的说法。这里的“选学”，就是当时的《文选》派。
《文选》派有号人物叫阮元，阮元当时为针对桐城派的局限，提出自己的学说，就援引六朝文笔之说，再弹“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倡导，主张文必有韵。
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一就是制造区隔，把文章的范围收缩到有韵之文的空间里。
受阮元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刘师培，中文系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哥。他有一本并不厚、但是非常牛逼的书叫《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当然丑话说前头，大概率你是看不懂的。
刘师培沿用阮元的说法，撰《广阮氏<文言说>》，在“文章”之外使用“彣彰”一词，以示区隔，谓“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晚清以至民国那会儿，有很多骈文的高手，刘师培自己也是，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找过来看看，看自己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之后能不能读懂这些东西。
读完你就知道，这种文学跟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启蒙、解放之类的诉求，何其背道而驰。对大佬们喊出“谬种”、“妖孽”之类的词汇想必也就有所理解了。
刘师培的见解也引起了文学大佬章太炎AKA革命大佬章炳麟的极度舒适。
大佬于是在《文学总略》里又对阮、刘二人展开批判，说“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
你说有韵才叫文是吧？好，所谓韵就是押韵脚，散文当然是不押韵脚的，但是骈文也特么不见得有韵脚啊！
那按照你们的意思，骈文也不是“彣彰”，而只能是“笔”了。
今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
太炎大佬是很有学问的人，北大著名教授周树人、黄季刚，那是他的淆生。
有学问的人偏不以学问自炫，而是知道根本，文学说到底并不是搞那些花团锦簇、让人不明觉厉的东西的，这些都是末事，言之有物才是根本。
现在常看到乎友嘲讽胡适的白话诗，一转眼，又去喜欢那些连花团锦簇都算不上的蹩脚古风，实在是有必要学习一个了。
阮元重提有韵为文，目的是为了让时人注重声律和谐，润色修饰；章太炎批判阮元、刘师培，目的是提醒注重务本，不要流于狭隘。
黄侃曾师事刘师培、章太炎，他调和了两种观点，既肯定阮刘之说对文辞之美的注重，又同意章太炎对文章范围的界定。提出“文辞封略，本可驰张”的说法，能狭义地讲，也可广义地说，在这个共识基础上，肯定文章“实有专美”，不能因领域扩大，而消弭其原初时的高下优劣的美学品味：
窃谓文辞封略，本可驰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书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或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窥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矣。
这句话其实就是复述了六朝时期盛行的文笔之分，刘勰的目的在于驳斥颜延之“文笔言”三分的论点，在肯定文可细分为文、笔两种文学类型后，将那些当时经常不被当作文学作品的对象经、史、子也纳入文学范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文学观念的建构，是刘勰构筑“原道、宗经、变骚”这一文学体系里至关重要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