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可嘉 送死不必——读《报孙会宗书》【精选】
世上流传千古的书信并不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以及其外孙杨恽（音“运”）的《报孙会宗书》却常常能居其二。两者均是面对友人不够理解自己的书信的作答。《古文观止》选入此文时称“宛然外祖《答任安书》风致”，颇为赞誉。对比两者，均可见逆境时的正直不阿。
当然，两者也颇有不同之处。比如语言风格、情感色彩等。一般来看，《报任安书》言辞恳切，但《报孙会宗书》却锋芒毕露。如果说《报任安书》带着太史公希望在体制内保全自我的权宜色彩，而《报孙会宗书》里的杨恽就像飞蛾扑火似的，直接撞向了体制。
一、
杨恽的开头一段话，便十分“露骨”：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报孙会宗书》）
杨恽当时已经被汉宣帝贬为庶民达数年之久，当时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给他写信，劝导他在家应闭门思过，不应饮酒作乐。杨恽在信中提到，“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报孙会宗书》）一派悠然自乐的景象。于是，杨恽在信的开头指责孙会宗眼光世俗、缺乏对他的理解。
要理解杨恽的态度，必先了解杨恽的生平。在此之前，杨恽地位显赫一时。信中已经提到，"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报孙会宗书》）
杨恽的父亲是汉昭帝时期丞相杨敞，由于是次子，无法继承爵位，为常侍骑（皇帝侍从）。但因及时向汉宣帝告发霍氏后人谋反，获封平通侯，提拔为中郎将（负责统领皇帝侍卫，为武官职位之最）。杨恽在职务上颇有口碑。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拔除“山郎”现象背后的腐败问题（宫廷侍卫外出或请假需花钱才能取得文书，所得用作相关支出），方法是推动支出纳入公共开支。一时风气大正，并为朝廷贡献大量人才。杨恽也擢升诸吏光禄勋（负责侍从官管理，兼监察弹劾群官）。
对这些政绩的态度体现了杨恽的叛逆之处。杨恽说：“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庭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报孙会宗书》）言语之间，极力贬低自己。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讲诉“政绩”时说了以下这段话，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报任安书》）
这一般被视为太史公的谦逊，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但杨恽用此类话的时候，明显就不是事实，可见他是通过极力贬低自身贡献来抗议所受遭遇，说的其实是反语。
此外，他还说：“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据《汉书》记载，因为杨恽性格上的“缺陷”，包括骄傲且刻薄，喜检举揭发，好“压人一头”。结果，杨恽就与一个叫戴长乐的发生了不和。后者是汉宣帝民间所结交的朋友，高居太仆（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此人心高气傲的程度可能更胜一筹，竟向人泄露宣帝即位经过情节。由于被人告发，戴长乐被治罪。戴长乐怀疑背后主使为杨恽，于是也揭发杨恽的“不当言论”。
到底是不是杨恽举报？《汉书》没有记载。可以确定的是杨恽是有不少“不当言论”的。据史书记载，杨恽有着多次所谓“妄言”：比如，把宫里出现车子狂奔冲进城门的事件，与昭帝驾崩联系在一起；在看画时，指着桀纣画像说天子应多思考桀纣的错误，而不提画像中的尧、舜、禹、汤；听到匈奴首领单于被杀，用秦朝只任用小人导致灭亡作为对比。
这些话语中多有合理之处但又不乏“口出狂言”，不够谨慎。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他所谓的“怀禄贪势，不能自退”的原因。最终，官方视其为“不竭忠爱，尽臣子义，妄怨望，称引为訞恶言，大逆不道”（《汉书·杨恽传》）。于是戴长乐与杨恽均均被治罪，贬为庶民。
二、
事实上，其父杨敞堪称是霍光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且杨敞以“小心谨慎”著称，杨恽能够检举霍氏造反，做到了“大义灭亲”，可谓忠君。
但经过这一遭遇，杨恽似乎意识到了体制的荒诞，尤其是汉宣帝时期言论环境的逼仄，可以轻易治罪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戴长乐与杨恽均是受害者。而没有戴长乐针对他，也会有其他人。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杨恽的性格“缺点”也不过是一个受到打压奴化的借口。
于是，杨恽甘心放弃士大夫的标准，成为一个“小人”，一家人过起了普通的农民生活。可是，仍然无法逃脱类似孙会宗这样的“朋友”的指责。在此之前，相必还有很多其他的指责如刀片一般飞奔向杨恽。
对此，杨恽用一个颇为尖刻的比喻。他认为自己被贬超过三年，如果按照“守孝三年”的传统也已经够了，应该不受道德束缚。即“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报孙会宗书》）这一提法，不乏诅咒汉宣帝的意味。
此外，有人还分析，杨恽在信里提到的唱歌时的一段歌谣，生动影射了汉宣帝时代的政治生态。即“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报孙会宗书》）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南山上种田，杂草荆棘繁杂。种下了一顷地的豆子，只收到一片没用的豆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富贵的日子也不知道是何时！杨恽唱完后的状态如下：“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滛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报孙会宗书》）已经到达了肆意起舞，不加节制的兴奋状态，十分“狂”态。
这些颇为“游戏”的言语其实是代表了他的与过往世界切割的态度。除了生活的“狂欢”外，还做起了商贾，这些行为都与当朝的导向产生直接的对质。即“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报孙会宗书》）
杨恽的精神世界或许可以用以下这句话来形容：“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当他的权力被剥夺后，就成了众人诽谤的对象，连“朋友”也随波逐流，成为这其中的一员。这让他彻底感到了绝望。当然，这些“反常”可能也恰恰说明他对以往所为所得的在乎，正因为如此才耿耿于怀，因此抓住一次机会便疯狂倾吐，全文尽是反语。
道不同，不相为谋，杨恽为此与孙会宗彻底断交，与士大夫的一切“断交”。即“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报孙会宗书》）
最后一段话呼应开头，指责孙会宗缺乏故乡西河郡（原魏国所在地）的“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这两人均为子夏弟子，为不慕名利的贤明之士。还质疑他染上了职务所在之地安定（原戎族昆夷所在地）的贪鄙习俗。最后说了一句“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作为结尾。希望孙会宗在“盛汉”飞黄腾达，但又说以后不要来信了，表明了对于汉宣帝和孙会宗的鄙夷态度。
二、
这样一封书信送到孙会宗手里，不知道孙会宗读到会作何感想？可以肯定的是，孙会宗事后并没有曝光这封危险的书信，明显是为了保护杨恽。他和杨恽的关系也许并没有那么紧密，但也没有完全走向尖锐化。很大程度上，杨恽借此完成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清理和重建。
此前的遭遇足以让杨恽认识到父辈为官原则的重要性，但他仍然坚持自我。在写这样一封信后，必然也想到未来可能的死罪。况且留下了这封书信作为罪状。这无疑是一次飞蛾扑火般的行动。后来书信曝光了，汉宣帝看后大怒，便判处其腰斩。
汉宣帝被汉朝官方认定为西汉最伟大的四大皇帝之一，拥有庙号。任期内对外对内均有较多政绩。但其人之虚伪也可见一斑，廷尉奏曹掾（廷尉的团队成员之一，掌廷尉奏事）路温舒在其初上任时上奏《尚德缓刑书》主张“尚德缓刑”。宣帝做出一定的让步，包括多次大赦天下在内的行为似乎让人看到了他的“仁政”倾向。但核心仍然与汉武帝无异，即以严刑峻法来奴化人心。
其子刘奭（音“是”，即汉元帝）曾当着他面指出，“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正直上书言事不纳而自杀）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汉书·宣帝纪》）。宣帝得意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以，杨恽这样毫无奴性的“离经叛道”之人必在诛杀之列，而杨恽也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但世上不如意有许多，汉宣帝又是最不坏的那几个，杨恽勇敢可嘉，送死实在不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