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宣言 精神科医生：对人的生命保持最高尊重
近年来，“最美医生”成为热词，仁心仁术的故事时常见诸媒体，精神科医生却始终默默无闻。他们是医生中的“弱势群体”：高危职业，社会地位不高，人少任务重——据全国卫计委统计，截至2014年底，平均每10万人只有1.49名精神科医生，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属偏少。《日内瓦医生宣言》说“对人的生命保持最高尊重”，精神科医生的默默奉献就是这一宗旨的体现。今天，我们走近南京脑科医院一线医护人员，希望你读完他们的故事，会对精神科医生有更多的了解与尊重。
“他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段子里有一类是关于精神病人的，对这类段子，在南京脑科医院工作近30年的主任医师黄云很不“感冒”。“进医院的第一堂课，前辈就教我们要尊重病人、关怀病人，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温暖。”黄医生对记者说。
南京脑科医院前身为卫生部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神经精神病专科医院。医院之所以强调“尊重病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上不少人歧视精神病患者，所谓“另类的目光”，连脑科医院的大夫都感受到了。黄医生无奈地推了推眼镜说：“毕业多少年了，同学聚会，大家还是喜欢拿我开玩笑，‘谁谁脑子不好吧，找黄云看看去。’虽然没有恶意，但让我体会到精神病患者的弱势生存状态。其实在我眼里，精神病患者和心脏病患者是一样的。”
1992年前，南京脑科医院还叫“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当年更名除了医学原因，也有 “避免社会偏见”的考量。面对社会偏见，医院不少工作人员谈恋爱结婚都是“内部解决”，黄医生的爱人就是医院的一名护士长。
1983年，黄云从南京医科大学毕业进入脑科医院。“当时没有双向选择，就是服从分配，”黄医生回忆说，“我们那一届好像只有我进了脑科医院。一开始很不适应，出去一般不和人家说我在哪里工作，因为一说就被取笑。”不过，随着和病患接触的深入，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可能很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都是不可理喻、难以沟通的，其实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些患者发病是因为小时候受过伤害，产生过心理创伤。对于他们，大家理应同情，怎么能够逗乐、取笑。”
许多精神疾病的成因目前尚不可知，正因为如此，社会上有些人对精神病患者有着深刻的误解。“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不仅有责任治疗患者，更有义务帮助人们消除对患者的误解”，黄医生说，“所以后来再被人取笑，我就会向大家做科普，效果还挺好。其实，大家一旦对精神疾病有所了解，都是会尊重病人的。”
很多患者很敏感，尤其需要尊重与关爱。黄医生说：“比如你随意说句话，具体内容患者并没有听清楚，却‘选择性’地把其中几个不相干的词汇串成一句讽刺性的话，认为你是在针对他，对这类患者要特别留心，要接受他们的缺点，认可他们的优点。有些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你得始终笑脸相迎，别刺激他，过一会，他自会平静下来。小处也要一丝不苟，比如在称呼上让病人感到医院和别处没什么区别。我一般不喊床号，也不直呼其名，而是根据年龄、工作、职务，用社会上通行的方式称呼患者，‘老张’、‘李教授’、‘王总’、‘小赵’等等。更重要的是，不管患者的话语体系多么奇怪，医生都要耐心倾听。即使需要用约束带暂时限制患者的行动，我也会说‘这是要你冷静下来’，以免患者产生抗拒心理。这些做法对病人康复很有效。”
精神科医生是高危职业，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伤害医生的案例并不鲜见，对此，黄医生有着真切的体会。“1992年，我们一位老主任被突然发病的门诊病人一刀捅死了，我至今记得抢救时的情景，感觉血腥气半个月都没散去。”类似的情景，黄医生自己也面对过。“有一次我上门诊，快下班时来了三个病人，没说几句话突然往我桌上扔了把刀，当时周围没什么人了，我心里很忐忑，还是勉力镇定，好言相劝，他们终于离开了。”
尽管如此，黄医生依然很看重自己的职业。“快30年了，有些同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我选择留下来。”沉默片刻，他讲起了“红鸡蛋”的故事：“有个外地患者，发病时认为有电脑在控制他的思想，为了逃避到处跑，深圳、乌鲁木齐……家里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他。他到我们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康复了，回去后按时吃药、检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又过了两年，我收到一个快递，原来他已经结婚生子，特意给我送来了红鸡蛋。”
“精神病患者不仅自己受苦，更是家庭的痛点”，黄医生解释说，“很多病人是被绑着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家属也是痛苦不堪。有一位抑郁症患者带着遗书来住院，经过几个星期的治疗好了，出院时，我们给他看遗书，他自己都笑。”
让黄医生选择留下来的，不只是治愈患者的快乐——“人们对精神卫生的关注还不够，医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再难也得坚持。”
不过，他也有烦恼。“有些病人可以出院了，但家属不愿接，费用也不交，就遗弃在医院里。”他坦言，“家属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照顾病人，但家人的关怀和开导是非常重要的治疗环节，被家人遗弃，往往会给病人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而且，占用医疗资源，对其他病人也不公平。”他向记者解释，精神病治疗是个长期的过程，出院后需要定期服药，更需要平稳的生活环境。有些病人反复发作，是因为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与刺激。“在社会动员、社区治疗方面，国外做得比较好，为康复的病人安排工作，医生、社工定期回访，从生理、心理两个层面关怀病人。”
采访黄医生，是利用他中午的休息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他又要去病房——“这不是固定的查房。只要有空，我就去跟病人说说话。现在的药物都是‘升级版’，疗效好，没有副作用，一般服药几天，病人就基本恢复正常，再观察观察，就能出院了。和他们交流，是观察的一种方式。”病区明亮的走廊两旁，几十名病人正在活动室里聊天，见黄医生来，纷纷和他打招呼。“情感交流有时比药物更有效。”黄医生站在洒满阳光的活动室里和病人们聊天，若不是病号服提醒，记者觉得是置身于午后的公园里。（本报记者 董 晨/文 徐 宁/摄）
“治好病人，就是节约社会资源”
电话里，韩颖琳大夫对于确定采访时间有些为难，因为她所在的精神三科病房，一些大夫下乡看病去了，目前就她和另一个大夫值班。
下午5点，病人们都在病房的 公共餐厅吃饭，韩大夫在巡视，采访就在这里开始。
话还没说两句，一位病人放下饭碗说：“韩大夫，CT报告显示，我的头脑和心脏都是好的。”
“嗯，头脑是好的，心脏还是有点问题。”韩大夫严肃地回应。
“心脏是好的，我可以出院。”病人坚持。
“但还是有点贫血，所以要多吃饭。”
病人还想说什么，韩大夫上前一步，手轻轻搭在病人肩上，严肃而又温和地说：“老万同志嘱咐你，一定要好好吃饭。”
病人一愣，随即严肃地回应：“我知道，你转告他，我一直都好好吃饭。”
韩大夫向记者解释，这位病人有妄想症，一直认为老万是非常关心自己的一位首长。
精神三科病房收治的都是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妄想、冲动、抑郁、恐惧、暴躁是这个病房的主题词，也是韩大夫每天面对的关键词。她说这和她当初选择这一职业的设想距离有点远。
选择临床心理卫生专业源于她上中学时看过的一部影片，希区柯克执导、英格丽·褒曼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爱德华大夫》，电影史上较早的以精神分析学为主题的影片。褒曼饰演的女心理医生和派克饰演的英俊的精神障碍患者之间的爱情故事，惊心动魄的心理分析，褒曼穿着白大褂的样子，一下子打动了少女韩颖琳，心理医生成为她的职业梦想。
进入南京医科大学后她选择了心理卫生方向的临床医学专业，英格丽·褒曼却永远“拜拜”了——韩颖琳没有选择相对轻松的心理分析，而选择了精神科，因为她发现精神科医生严重短缺，而精神病人“很可怜”。救死扶伤的使命感替代了浪漫的幻想，如今，她在精神科已经工作了6年。
与精神分裂症病人一起的6年，韩大夫不知从何说起，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右手背上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一位女病人抠出来的。韩大夫说，女病人有时发病会脱光衣服，因此女病房一般不安排男医生和男护士。那次犯病的是一位体格强壮的女躁狂病人，突然不顾一切地想冲出门去，韩大夫想控制住病人的手臂——作为医生她下手有轻重，可病人下手没有轻重，女病人死命地抠韩大夫的手背，抠掉一层皮，韩大夫仍没有放手。
至于被病人打一拳、踢一脚、挠一把，对这里的医生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不过，比起身体受伤，心里受委屈更让她难以释怀。
最大的委屈就是病人家属不理解。精神病治愈与否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难分辨。韩大夫说，很多病人在医院里有医生监督吃药，很快各项指标达到正常水平，可回家后病人不坚持服药，病情就会复发，家属往往会认为是医生没有看好病人。她回想起一位重度精神分裂病人，家属是机关公职人员，提出采用电休克疗法，但相关科室大夫们给病人检查后认为，进行电休克会有生命安全隐患，韩大夫据此向那位家属解释，回应她的却是指责、谩骂以至踹门、砸桌子。
韩大夫起初很委屈、很气愤，可久而久之，她淡然了，进而会不自觉地站在病人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医生治疗一个病人可能就是几个星期、几个月，而病人家属照顾一个病人往往是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不仅要无休止地投入人力、物力，自己的人生几乎与病人捆绑在一起，而且一旦病人在社会上闯了祸，家属可能要承担责任，还往往要面对社会偏见，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有人就会把医护人员当作释放压力的对象。
听起来有些残酷和难以理解，但现实就是如此。韩大夫笑了笑：虽说可以理解，但负能量也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结婚后她和丈夫一直想要个孩子，可到医院一查，自己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医嘱要休养。“怎么可能休养？平时工作三班倒，人手本来就不多，我去隔壁人民医院看个病都得赶在不值班时去看急诊。结婚后没休过一次假，好在丈夫了解我的工作，不计较，但我对父母就亏欠得太多太多了。”
韩大夫老家在无锡，回去高铁也就1个小时，可一忙起来往往大半年都没法回趟家，平时忙得差不多半个月才想起来给爸妈打个电话。她是独生女，原本就宝贝，工作这么辛苦，爸妈更是心疼，有个病、遇到麻烦，从不让她知道，往往是看了病、解决了问题才跟她提一句，每到这时候，韩大夫心里就特别难受。但一见到患者和家属就什么都忘了，尤其是当患者可以回归社会的时候，她觉得那份成就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
有位精神分裂的小伙子让韩大夫印象深刻。他本来在一个不错的单位，工作很努力，领导、同事都很喜欢他，但他却因为种种原因患了病，无法工作，恋爱也谈不了。家里人好说歹说，生拉硬拽才把他送到医院。起初他不配合，韩大夫不断与他沟通，小伙子终于打开了心扉，同意接受治疗，精神状态很快恢复正常，不仅回到工作岗位，还交了女朋友。韩大夫说，很多病人回归社会后，经常打电话给她表示感谢，这让早早告别逛街、下厨、看电影、吃零食的“女孩韩颖琳”获得了“韩大夫”职业上的另一种补偿。
去年起，韩大夫开始了读博生涯。回首往昔，那个满脑子英格丽·褒曼的校园女孩真是久违了，如今站在记者面前的，是一番细语就安抚了不愿住院的病人的韩大夫。
“和当初的设想有点远，但有意义，”韩大夫笑着对记者说，她不觉得遗憾，因为治好精神病人，让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不仅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解脱，对于整个社会资源来说都是巨大的节约。
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感召下，韩大夫坚持了6年，她还将坚持下去。（本报记者 徐 宁 文/摄）
“让精神病人吃药，需要斗智斗勇”
“不要怕，这里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张丽为记者打开精神科封闭式管理病房618病区的门。46岁的张丽是病区的护士长，她1989年从卫校毕业，一晃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7年。
走进病房，正是病人吃药时间，他们三三两两，或站或坐，有的和张丽打招呼，有的不说话。“虽然他们是精神病人，但不发病时，和正常人差不多。”张丽介绍，这里的病人大多患有精神分裂症，表现为躁狂、抑郁或者两者皆有。目前精神病很难彻底治愈，“不过只要按时吃药，大多数病情都是可以控制的”，张丽说，因此看护病人吃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让精神病人吃药，需要斗智斗勇。
“一般人生病了，会急于得到治疗，精神病人却觉得自己没病，抗拒吃药。”张丽说，服药的时候，护士们都必须看着他们吃下肚，“病人都很聪明，逃避吃药的办法可多了，比如把药藏在指缝里，吐在杯子里，还有放在牙龈上，即便你让他张开嘴也不一定发现。”这个时候，这些精神病人在张丽眼中，就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事实上，病房的管理也有点像幼儿园。每扇房门外的墙上都贴着猴子、松鼠、奶牛等不同的动物贴纸，张丽解释：“图案容易记忆，方便病人们记住自己的病房。”而为了丰富病人们的生活，护士们每天要带他们做操，定期举办跳绳比赛和读书活动；病人们也有职务，比如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等等。“人性化管理，让病人们有点事做，是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一种方式，”张丽说。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病人清醒正常。精神病人难免会发病，张丽手背上有三个疤，都是被病人抠的。“我刚工作时是在女病区，这些疤就是当时留下的。”对于这样的经历，张丽尽量轻描淡写。“结婚前，在医院碰到的事我从不和妈妈说，结婚后，也不和老公说，怕他们担心、难过。”有次张丽不小心提到很久之前被病人打了一巴掌，老公心疼不已。“其实病人很可怜，很多时候并不记得自己发病时做了什么，比如你问他‘你还记得上次喂你吃药时你还骂人’，他会说‘对不起，我怎么能骂你呢！’”张丽有时候向病人描述他发病时的状况，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在我们这里做护士，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多一份爱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在这里工作是需要勇气的。”张丽说，有些刚来的护士适应不了，她得帮他们调节，“毕竟他们在家里父母也是当宝贝一样爱护的。”张丽也是如此。她不到20岁被分配到脑科医院，也有同样的不安和不适。“我妈妈关心的是医院有没有传染病，我没在这里实习过，对医院不了解，一开始都是靠着墙走路。”张丽提起往事很有些感慨。她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去参加医疗系统汇演，报幕说到“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台下一片笑声。“其实我们表演得蛮不错，笑的人是对精神科有偏见。”面对偏见，张丽很是委屈，“后来别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不说医院名字，只说在广州路上。”
虽然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的工作总还要做好。这么多年，张丽不记得她照料过多少病人，期间的酸甜苦辣，说来都是人间百态。“之前病房有个小伙子，才24岁，待了3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家里人才把他带回去。”张丽说，病人是农村的，有个弟弟，弟弟不想管这个大哥，送来后一直没来看过。“其实我们这里的治疗周期，一般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就可以出院了，之后只要按时服药，就不大会再犯病。那小伙子年轻，病也不是很严重，早就可以出院了，一直待在医院对他康复并不利。”对于这样的病人，张丽很同情却也没什么办法，“医院没有权力制裁病人家属，也不能把病人赶出去，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关心他们，比如别的家属来看病人，会带点水果，那小伙子没有家属来看，也没有水果吃，我们就给他带些水果来。” 张丽说，她们还不时给病人捐些衣服，她老公不穿的衣服，她都带给了病人。
不过，护士能做的毕竟有限。“精神病人康复，非常依赖于家人的照顾。”张丽说，只要照顾得当，坚持吃药，病人会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不复发。曾经来过一位年纪很大的患者，上一次发病是在18岁，这说明家里照顾得好，“这样的家属，对病人、对医院、对社会都是福分。”张丽又想起，曾经看到一位家属在走廊上哭，原来她不知道老公有精神病，现在复发了，一下子接受不了。这种事旁人评判对错似乎很简单，可是身处其中的人就各有各的难处。张丽感慨道：这个女人还是很善良的，她说，早知道他有病，应该对他更好一点。
为了更好地照顾病人，张丽去年开始学习心理咨询。“有些病人喜欢和我们聊天，讲自己的心事。曾经有个大学生，为情所困到了我们这里，我就帮他分析，其实那个女孩子并不喜欢你，不必念念不忘。”
工作让张丽获得了人生启示，比如关于孩子教育——“提醒我不能对孩子太苛刻。”张丽说，之前收治过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读的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工作，但是因为妈妈要求特别高，她一直觉得自己很差劲，患上了忧郁症。“她不敢在国外治疗，怕被周围的人知道，专门回国来看病。她妈妈非常后悔，说早知这样当初就不对她这么严厉了。”
看到病人出院，是件非常开心的事。但张丽有个原则，在医院外见到曾经的病人，只要人家不主动打招呼，她绝对不会开口。“有次参加婚礼，竟然遇到从前的病人，还好是他和我打招呼，听说他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也很高兴。”张丽说起这件事面带笑意，“也不是说我们多伟大，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每位病人都能回归社会。”（本报记者 徐宛芝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