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言体与语录体 《素书》皆为“语录体”格言,基本属道家,语言风格极似宋儒

2023-11-18 07:26   geyange.com

格言体与语录体

《素书》很可能是自称“发现者”的宋代张商英的托伪之作,就是说,并非下邳圯上老人所送张良之书。

《史记·留侯世家》,说到张良闲步下邳圯上,遇一老者,对他几经考验,然后“出一编书”,“乃《太公兵法》也”。张良熟读此书,辅佐刘邦成就了大业。

《汉书·艺文志》曾收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后人说,《兵》即《太公六韬》。

《隋书·经籍志》亦比较完整地收录了尚存古籍。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经籍志》中,首次改称《史记》。里面也收录了《太公兵法》,大概是根据司马迁的《留侯世家》,把《太公六韬》改了名字。

南宋以后,《六韬》真伪一直被质疑,清代更甚。但上世纪70年代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太公》竹简。学者们终于基本统一认识,《太公》成书应在战国时期。

宋代张商英受王安石举荐进入神宗朝为官,后来官至“尚书右丞”,又转“左丞”,官不小。他的哥哥张唐英,是个著名文人。张商英本人也有不少著作,还是书法家。不过,好像学问不十分扎实深厚。据说,他善写草书,可是写完了自己也不认识。

《素书》

《素书》是他自称“发现”的。他写了《素书考》,其云:“按黄石公《三略》三卷,《兵书》三卷,《三奇法》一卷,《阴谋军秘》一卷,《五垒图》一卷,《内记敌法》一卷,《秘经》一卷,《张良经》一卷,《素书》六编。《前汉列传》黄石公圮上所授《素书》,以《三略》为是,盖传闻之误也。晋乱,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

他这是说,都以为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三略》,这是误传,其实授予的是《素书》。

关于黄石公授张良《三略》,这个说法又与司马迁不同。《三略》一书,亦称《太公三略》,与《太公六韬》相对应。但此书,成书不会早于汉中期。自然,把晚了百多年的书授与张良是根本不可能了。

但问题是,这也无法证明授予的就是《素书》。

晋代确实有个重要的“汲冢”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籍大发现。可上万片竹简只整理出两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并未听说还有《素书》。其他的盗墓发现古籍,也不见史籍记载。

这大约只能说,张商英是借着“汲冢竹简”说事了。难道晋代发现的《素书》,中间间隔了八九百年,才被张商英“淘”到?这也太不可置信了。

张商英

其实,张商英声称他“发现”《素书》不久,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就已经考证过《素书》。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就得出结论说,《素书》原文与《注》出自一人之手,当为托伪:“《黄石公素书》一卷,亦依托也”。写《注》的,就是张商英,无非是说,《素书》是张商英的托伪之作。《郡斋读书志》记载:“《素书》一卷,右题黄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书言治国、治家、治身之道,而庞乱无统,盖采诸书以成之者也。”

后世的学者基本赞成陈振孙的见解。直到明代的胡应麟,他明确提出《素书》是张商英伪撰:“《黄石公素书》,宋张商英伪撰者。……今读此书,所称仁义道德,皆剽拾老庄之肤语,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等词,又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自从胡应麟结论《素书》系张商英伪撰之后,基本上形成定论。后来清代的四库馆臣径直取信了胡氏的结论:“盖商英尝学浮屠法于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所以,几乎从来没什么人把《素书》当作一本先秦古籍,也不看作是“奇书”。

《素书》在有据可考的文献中露面已是唐代,唐人张弧在其著述《素履子·履平》引用:“《素书》曰:'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士若耽逸游,好财色,嗜酒多私,则平地生坑坎,安处有危亡。”张弧所引证的文字在今本《素书·安礼章第六》;另外唐人史征所撰《周易·诀义》也有引证:“《素书》云:'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也。”这则引文在今本《素书·原始章第》。宋代以前的文献,明确记载有《素书》之名的仅有唐人这两则材料。这说明在宋代以前,确实有号称《素书》的一部兵书已经粉墨登场。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其记载就相对较多而且更具体,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就是张商英的作品,否则唐朝那两处记载就无法解释了。但其文字多与《三略》、《长短经》大同小异。可以说这是一部“盖采诸书以成之者也”的书,但是作者却无从确定。

可以说,这部书如果是自然流传,大概没多少学界的人重视的。

自然,不能说《素书》所讲的,没有一些道理。

此书的六章,皆为“语录体”格言,从思想内涵讲,基本属道家,既有修身养性内容,又有辨证论述高度,确实可以一读。只不过似乎和兵家无关。不知道张良是怎么靠这部书辅佐刘邦得天下的。这倒很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有意思的是,此语亦出于宋儒。

另外,《素书》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宋儒。

儒学有两次大演变,一在西汉,二在宋朝,都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来诠释“经典”。这种诠释,有时候还包含把自己的思想见解“混入”古人书中。再过分一点儿的,就是托伪了。

关于《素书》,所谓司马迁、苏轼等都给予了极高评价,其实是玩儿了“移花嫁木”的文字游戏。司马迁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很可能,司马迁寻访到这件事,如实记述,但他也感觉很怪。如此而已。苏轼亦是,他顺着司马迁的话说,“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尔。”如此而已。

《素书》是否神奇,是否比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还要神奇,也只能看每个人不同的阅读感受了。《素书》确实讲了一些道理,无非为人处世,有没有道理,也需个人去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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