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法律格言 有哪些经常被误解的法律格言或法律谚语

谢邀

先上结论：几乎所有耳熟能详的法谚都在被大众误解。

看到问题，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朱庆育老师在《概念的意义 | 浙大法学院2016-2017春夏学期物权法期末考试情况说明》（载于“弱有所思”公众号2017-7-17）这篇小文章开篇的一段话

“概念法学”属于名言。

以下附全文（试题部分隐去）

（一）

“概念法学”属于名言。

一位名叫耶林的人，因为再也无法忍受他曾经隶属的学术阵营，一发狠，把这个阵营的法学家一一请进“概念天国”。

“概念天国”里，法学家不食人间烟火，一门心思营造属于自己的美丽新世界。所使用的工具，即是所谓“概念法学”。

概念法学批判开启了德国波澜壮阔的法学方法更新运动。此后数十年，目的法学、自由法学及利益法学，各法学门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源源不断为潘德克顿传统注入新血。

不过，耶林应该不会想到，概念法学批判会成为一个东方国度贬抑概念的理由，应该不会想到，在这个国度，法律人处理概念以囫囵吞枣为基本特点，稍有异样，即遭“概念法学”问候。

动辄责以“概念法学”之人，大概没有意识到，即便像黑克如此坚定的概念法学反对者，在那场和佐姆的著名论战中，也一再声明，“没有概念不可能思维。”

黑克及其偶像耶林所批判的，是建构性的“技术概念法学”。这种概念法学头足倒置地相信，法律规范派生于法律概念，而法律概念则为法学理念所构建，自上而下，与尘世无关。

如果我们承认没有概念不可能思维，也就不太好想象，一个概念混乱的头脑，如何能做到清晰而精准的思维？

王伯琦先生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不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概念。”

“现阶段”云者，是王先生所处时代，当然也完全可以是现阶段。

（二）

概念训练须从初学者开始，或者说，初学者须从概念训练开始。

训练方式有很多，但应该不会以名词解释的题型出现，因为这是在考背诵和复述。概念如果不知道如何运用，背得再熟，唯纸上谈兵而已。

只有知道概念如何使用，才算是理解了概念。所以，概念训练以用法为第一要义。

我曾经以为，唯有案例题才是法学本科考试的唯一正当题型。

这么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案例题亦有其重大缺陷。

如果给出案情后笼统设问“本案如何处理”，无异于授权考生天马行空行使“考试立法权”。除了互相伤害，看不到其他好处。

根据案情显示的知识点一一设问，看起来比较稳健。但知识点被抽取的同时，设问与案情的语境关联可能随之切断。如果设问其实可以独立于案情而存在，所谓案例题，无非是附有案情的名词解释或问答题罢了。

理论上，制约“考试立法权”真正有效的方式，是要求严格依循请求权基础思路作答。不过，这只是“理论上”。请求权基础方法本身须经专门训练，单纯的讲授课显然无法完成此项任务。强作要求，结果恐怕仍是互相伤害。

无论怎么定位法律教育，案例分析能力都是教育产品的合格标签，此毋庸置疑。有问题的是，案例分析能力如何养成？

军训过都知道，正步训练先从拆解动作开始，由原地摆臂而原地踢腿，由一步两动而一步一动，最终汇成连贯动作。任何一个拆解动作不规范，均直接影响连贯动作的规范性。

概念就是拆解动作。

民总第一大题虽称“实例分析”，但实际上，案例设计系以概念考查为轴心展开，仍属专项概念训练，充其量延伸至一步一动，远未跨入连贯动作阶段。

我监考物权法时说：物权法考试是民总考试的续集。

续集的意思是，剧情前后承接。有如民总，物权试卷亦定位于概念训练，并且亦以“任督二脉”为基本训练内容。

续集的意思还是，剧情有所发展。民总偏重概念用法的“应然”训练，因而要求“仅从物权行为理论的规范逻辑角度分析，不必考虑我国实证法规定。”物权则关注“实然”训练，从概念的实际运用中观察得失。

应该感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其丰富而权威的司法实务资料，慷慨展示中国法学教育的成果，又慷慨将此成果转化为教学素材，反哺在校学弟学妹。这些素材，是阅读理解——或者用更高端的说法——诠释学训练的绝佳文本。

当然也应该感谢立法者。我经常感慨：“德国法学家有什么了不起？你的法典换成我也会解释。有本事来解释中国法律试试？”中国的法条，也许是最适合用作概念训练的教学素材，也是最能印证诠释学真理的诠释学现象。

（三）

上数字。

物权法应考人数78人，实考76人（弃考二人系误入课堂不及撤出的一年级学生）。平均71.04分，最高92分，最低35分。具体成绩分布如下：85分以上17人，占比22.37%（其中90以上10人，占比13.16%）；80-84分11人，占比14.47%；70-79分23人，占比30.26%；60-69分17人，占比22.37%；0-59分8人，占比10.53%。

几天前民总创造的优秀率记录迅速被物权法刷新。各分数段亦有不同程度的改良。

殊为可喜。

考试结束时，一同监考的老师说：题出得太难了。连连摇头，怜悯之情溢于言表，仿佛看见悲剧正在上演。

我笑而不语。

在我的观念里，但凡属于概念常规用法训练，于本科生而言，均在难度范围之内。否则，无法期待研究生养成独立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能力，亦无法期待司法实务中的本科毕业生精准断案。

饶是如此，在提交试卷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删除了几道难度系数较高的试题，将第二大题的10问裁减为6问。如果已经学过民总、债总与物权的学生依然无法作答，恐怕只能说明产品尚不合格，不可出炉。

还好，判卷结果让我略松了一口气。

但也只是略松了一口气而已。

试题本意，是希望学生根据所学概念见招拆招。可惜，多数学生依然在表演套路。无论对方如何出招，概以程式化招式应之。

比如，只要问题跟物权行为有关，无论如何提问，都是不变应万变，什么是物权行为什么是分离原则什么是抽象原则，不管你要不要，一股脑儿全套奉送。乱拳打死老师傅。

再如，面对“完成《物权法》第27条的交付能否满足第106条第1款第2分句第3项的交付要求？”这样的问题，学生普遍反映是，这不明摆着的吗？当然满足，都说了第27条是交付。教训是深刻的：如果突然出现了一道送分题，放下笔，稍微确认一下，命题人是谁？这个人有没有这么善良？这个教训也适用于最后一小题。

（四）

密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中流砥柱，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公信奉教学相长，也是个无可救药的严苛评分者。

1959年的一次博士课程考试中，17名学生参加，8名通过。据说，这并不是个例，而是常态。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受教于弗里德曼。有一次，弗里德曼祝贺他考试成绩得了B。索维尔问：有几个人得了A？弗里德曼回答：没有。

这个故事我很喜欢。

可是，我不能至。

物权法最后一堂课结束前，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第一堂课介绍的教科书，这学期有通读过任何一本的同学请举手。”

有一两只手举了起来。

有点失望。不过现在稍感欣慰。

因为，这告诉我，本次考试成绩尽管是我从教史上最好的，但显然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