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游戏的设定(《饥饿游戏》中的独裁者、反抗军与理想国)
隔了多年，终于把《饥饿游戏》系列电影看完了，詹妮弗·劳伦斯的演技能够打上良好的标签，虽然她的颜一直不在我的审美范围之内。她还让我依稀看到点罗莎·帕克斯的影子，在固化的体制之下，成为了一根刺破脓疮的针，引发了一场有关于阶级与权利的斗争。
斯诺的理想国
《饥饿游戏》一开始就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被设定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沙漏形态的，顶层的人统治着总共十二区的底层人士，前者控制后者的职业、生产资源、活动范围以及对生活的认知。国王斯诺抹杀了十二区人民大部分的希望，却又通过饥饿游戏这么个方式释放出一道可怜的向上流动的小道。他认为比恐惧强大的只有希望。给一点点希望是有效的，给很多希望是危险的。只要受到控制，给一线希望是很好的。
但他没说的是，给出希望固然有利于统治，可前提是先得用绝望把人打趴下。如同拿起棒子把一个乞丐打个半死，然后在丢出一块冷硬的馒头，饿极的乞丐不仅不会怨恨，反而会感恩戴德。
在斯诺的理想国蓝图中，社会应该是有严格界限的，一部分人负责享乐与统御，一部分人负责生产劳作。两者之间不必要产生交集，就像是白天与黑夜那般永远不需要碰面，却能将一天二十四小时进行完美的分工，日日不息。但麻烦在于，人类并不是动物，对于其他十二区被奴役的人而言，永远存在“别人摸得，我摸不得？”式的不满。
其实，社会运转的规则是可以被设计的，但人心却无法被设计。于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与暴力去保持平衡显的尤为关键。
中国的政治家商鞅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商君书《算地》篇中，他写道“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依照商鞅的认识，驭民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得让民弱、民顺、民穷。专制君主最喜欢的制度就是一个一元化的社会，国家垄断大部分资源，人民成为打工者而非财产的主人。
事实上斯诺也是这么做的，詹妮弗·劳伦斯得依靠打猎维持生计，污水里的面包都算是无上美味。可见十二区的人民连基本的温饱都很难达到，相比之下，都城的人却享用着十二区人毕生都无法接触到的物质。在起义发生后，斯诺用半是畏惧，半是煽动的口吻说道：“他们是来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的。”
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之上，从无例外。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另一部电影《雪国列车》中，列车尾部住着被奴役的底层人，统治者依靠着铁腕控制着这辆永动列车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永远不是底层人想要的，列车中的“贱民”想要烤牛排与找回自己的孩子，于是暴动发生了。
但《雪国列车》的编剧直到结尾才告诉我们，原来底层人士的暴动是上层人士刻意安排的，因为这样才能减少人口，让永动机减负。
这么看来，是不是有点像中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生育？通过限制人口的增长来达到让其他人生活的目的。实际上，人口一旦超过某个阈值之后，就既是资源又是负担。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曾有既然马儿跑又可以不给马儿吃草的好事。
斯诺最大的失误在于，让体制的不平等达到一个极端，且过于依赖杀戮来维系他的统治。而在詹妮弗·劳伦斯获胜之后，她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而是被迫要参与第二次《饥饿游戏》，她在那时候绝望的发现，规则制定者都是不讲信用的混蛋，屈服只能被当做可欺的玩具。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对强力的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选择，它顶多也不过是一种聪明的行为！”简而言之，斯诺从未在意志层面征服那十二区的底层人士，所以当鸵鸟们将头拔出沙子后，斯诺才发现这些该死的鸟竟然如此巨大。
十三区的横空出世代表着古旧体制的破裂，斯诺将目光放在詹妮弗·劳伦斯身上时却忽略了后院起火的可能。这其中固然有斯诺短视的原因，但也代表着并非所有的上层人士都认可斯诺的那一套，亦或者说斯诺这样的独裁者本身就是“怀璧有罪”。
朱丽安·摩尔所领导的施救国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是她本人在审判斯诺的时候却被詹妮弗·劳伦斯射杀，新一代的独裁者还未展示她的政治手腕就这么以屈辱的方式死去。而实际上，詹妮弗·劳伦斯早就看出了朱丽安·摩尔的本质，这个对贫民扔下炸弹的女总统无非是另一个斯诺，一旦她坐上了铁王座，那么“饥饿游戏”势必重现，其区别无非就是十二区与王都的人换一下角色而已。
她不会想到詹妮弗·劳伦斯是一个如此不安分的棋子，她一直将其当做一个精神符号“嘲笑鸟”来看待，事实上也是，詹妮弗·劳伦斯无权无势，除了那乍看起来有用的知名度外，其余完全不值一提。詹妮弗·劳伦斯的作用已经发挥殆尽，只要最后对着斯诺射出那一箭，这种符号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是啊，等到汉高祖刘邦坐上至高无上的位置时，谁还在乎他曾经是否真的提剑斩过白蛇呢？
可是，就差这么一箭，斯诺流着血狂笑着这样的结局，他与朱丽安·摩尔都是失败者，黄泉路上终究不会孤独了。
其实，詹妮弗·劳伦斯从来就不想当名义上的救世主，相比于革命事业她更在乎亲人的安危。只是妹妹的死让她成为掉落在棋盘之外的棋子，最终导致朱丽安·摩尔的满盘皆输。但也因为朱丽安·摩尔的死，真正意义上的好国度或许才有可能诞生。
“他们”的理想国
《墨子·所染》中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试想一下，如果王都的人也过的跟其他十二区的人一样，那么还会发生造反的事吗？当然是不会的。人心的不满大多源自于不平等的被对待，继而相互传染，最后形成一种势，能够毁灭一切的势。
墨子认为人的性格是极易被感染的。在第十一区“茹”死以后，詹妮弗·劳伦斯对着镜头伸出了三根手指代表着十一区，然后一个黑人中年人开始反抗，接着小规模的躁动爆发了。这也直接引起了游戏设计者更改了游戏规则，试图用爱来平息这种躁动。
然而，爱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却也是一种蕴含着希望的精神符号。詹妮弗·劳伦斯用爱的力量征服了王都的观众，更让其他十二区的人认识到反抗所能得到的受益。故而斯诺杀了游戏主导者，他在那时已经嗅到了不好的味道，且决心扑灭这种因爱而引起的星星之火。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斯诺的做法是，在让十二区的人不自由的同时，又要给他们戴上无形的枷锁。他的理想国建立在绝对的奴役之上，一旦枷锁被打开，魔鬼的反噬会将他吞的连渣都不剩。
长久以来，十二区的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贵族们高举着形式主义的大旗，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他人的血肉。作为最高级别的政治家，斯诺设计的国度要远比商鞅来的差劲，如果他与机会读到《驭民五术》，或许就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而在反抗军心中，真正的理想国首要做到的就是平等，所以朱丽安·摩尔只说过自己是代总统，从未明确的说自己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唯一。她表态将会通过选举决定未来的领导人，言下之意是将自己与斯诺区分开。
只是，朱丽安·摩尔骨子里仍旧有着传统贵族的毛病，诸如为了胜败可以不惜一切，试图用杀戮平息愤怒等等。事实上，在投放最后的炸弹的前几分钟，斯诺就已经有了投降的打算，可他还未来得及喊出口时，那些王都的居民就被投放的炸弹屠杀。连带着，权利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过渡的可能性也被炸碎了。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点明：“用残暴的法律惩罚残暴的罪行，国民性被凶残嗜血的刑罚感染变得愈发残暴，只有用更加残暴的法律来治理。法律本该成为医治社会的药，现在反而腐蚀人民加深弊病，这种败坏无药可救，因为病根就在药中。”
其实，以朱丽安·摩尔为首的施救国最终想建立的也只是另一个版本的斯诺帝国。她信奉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提出用“饥饿游戏”来平息施惠国的民愤，试图将施惠国的民众变为另一个版本，且被情绪操控的“弱智”。
还是孟德斯鸠说的好：“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当一个人只会依靠着剑与火枪来进行统治时，任何看上去强大的国度就像是泥足巨人，遇水即溶。
没有理想国
柏拉图认为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应该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且哲学家就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就应为哲学家。他曾说：“国家如果由哲学家治理，或者这些国家的治理人有机会学习哲学，则这些国家是幸运的。”
哲学家不该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得应学以致用，去发奋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就应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我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
然而你会发现，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虽然美好，但其空洞的将政治博弈与人心统驭剥离而出。其实，杰出的政治家本身就是优秀的哲学家，但哲学家则未必能成为政治家。
休谟曾悲观的认为：“人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而这使政府的自由政体必定最终变为人类根本无法实现的构想，必定会堕落成为充满欺诈和腐败的普遍制度。”
中国朱元璋从不相信过度的自由能够管理好一个国家，这位将黄老之道扔进垃圾桶的皇帝对国家实施了严格的管控。他施行了户籍制度，造了黄册，要将每个人都变为一颗螺丝钉，永远的呆在固定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人民的流动性不存在了，也就不会发生威胁统治的动荡。
在专制制度中，统治者与民众多少都有些对立的关系。统治者惧怕权利带来的反噬，于是总是过犹不及的抓紧权利，却没想到由于自己的过于用力反而弄上了自己。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理想国。太平天国曾抛出极具诱惑力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理念。然而事实是，他还有着“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的一切物资也都是需要经由人来分配，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伟人们几乎总是坏蛋。”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将权利关进笼子，那么所谓的理想国都只是空谈而已。约翰·洛克认为“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他还认为，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
《饥饿游戏》的结尾并没有正面描绘朱丽安·摩尔死后的国度是怎样的。但可以大致预见的是，失去了朱丽安·摩尔这样的与斯诺一般残暴的独裁者，施惠国势必会向民主更近一步。最后的画面中，詹妮弗·劳伦斯抱着孩子坐在草地上，她正看着不远处正在逗另一个孩子玩的丈夫。这倒是有种苦尽甘来的祥和画面感，但是，《饥饿游戏》真的会就此成为历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