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交友故事(鲁迅“朋友圈”里话乾坤)
此前，研究鲁迅近60年的朱正老先生携新书《鲁迅的人际关系》与上海学者陈子善，在古籍书店带读者一同走进鲁迅的“朋友圈”，现场爆点颇多。从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军届，鲁迅可谓交友颇多，这里有同革命共命运的诤友，也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损友。不论为友为仇，都可窥见鲁迅的形象、性格以及所处的时代。
鲁迅与傅斯年：粉丝也交恶
想当年，傅斯年也算是鲁迅的死忠粉。傅年少才俊，在北京大学国文门当学生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于1919年与好友一同创办《新潮》。众所周知，鲁迅和周作人那都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傅斯年自然读了众多他们的文章，经常在《新潮》杂志中大加赞赏二人的思想。对周作人《人的文学》“佩服到了极点”，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表示“透彻极了”。鲁迅也开始注意阅读傅斯年文章，两人遥相呼应。
彼时，《时事新报》刊登“泼克”漫画来讽刺傅斯年扔掉孔子拜易卜生为偶像，鲁迅则批评其“美术家可怜”讽刺变人生攻击，无足深论。“泼克”则反击鲁迅“头脑不清楚，可怜”。鲁迅因话已说完不愿纠缠，此时傅斯年就奋起反抗来声援鲁迅。若感情一直如此人生也就不至跌宕起伏了，直到1926年，两人的交往发生了质的转变。
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在情感上逐渐变成了鲁迅十分反感的“现代”派。
1926年秋天，傅斯年归国于中山大学任教，次年鲁迅也从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样他们就成了同事。刚开始两人关系还正常，一起吃吃喝喝。可偏偏傅斯年（其时为文学院长）邀请昔日排挤鲁迅的顾颉刚（现代派）来中大任教，立马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抗，“他来，我就走”。对傅斯年来说顾颉刚也是神一样的人物，不仅促成了《新潮》月刊创刊和新潮社的成立，其史学成就更让傅斯年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鲁迅和顾颉刚之间，傅斯年不怎么困难就做出了选择，鲁迅遂辞职。
更令鲁迅称恶的是，傅斯年还假装有补救办法的样子，让红鼻（鲁迅信中对顾得蔑称）附京买书，其实早有打算。初来就交顾此重任有些不妥，托词便说鲁迅反对，即使稍有微词也可提出让其买书，鲁迅绝不走回头路愤而辞职。此后，傅和顾还攻击鲁是因政治原因而走。不久鲁迅就离开广州定居上海，再也没和傅有任何交往了。之后，周作人还骂过傅几次，称其语为驴叫、其人为伪君子、投机分子，那就是后话了。
鲁迅与曹聚仁：谁说没骂过你？
曾写《论国骂》的鲁迅，自然也骂过不少人。直呼其名的骂，旁敲侧击的骂，或编个故事骂，曹聚仁自认为鲁迅没骂过他，果真如此？鲁迅会放过他？
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与鲁迅相差十几二十岁，按辈分算是学生辈。那时曹聚仁对鲁迅的崇拜也到了神级，他在自传性质的《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称其“不独心向往之，几乎奉之神明。”其实这也侧面显示了曹聚仁之庸，然后就开始干让鲁迅所恨的事了。
1934年曹聚仁以《社会月报》编者的身份向社会征集大众语的意见，信中涉及的五个问题鲁迅都一一作答了。这会有什么问题？这时就显示出曹聚仁偷梁换柱的本事了。鲁迅关于这五个问题的回答并未刊出，但还是刊出了鲁迅的回复，一对照所答非所问。怎么回事？原来曹聚仁把鲁迅给猛克的信换成了答自己的信。其阐述比鲁迅给他的信详细，便更换称谓在《社会月报》上登载了。这大胆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引起鲁迅更大不快的是《海燕》的夭折，当时出版后，租界捕房要求标出发行人，聂绀弩就找曹聚仁帮忙。一边答应得很爽快，另一边又赶紧向捕房否认，进而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还在《申报》上登广告，说我们窃他的大名。又写信给鲁迅去剖白……”
对于此事，鲁迅也曾有鲜明态度，在《半夏小集》中写道：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高密了？B：岂有此理！怎么是高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A：你不能推说你不知道吗？B：什么话！我一生都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这里B的原型就是曹聚仁。曹聚仁编鲁迅传记，不可能没看过《半夏小集》，说鲁迅从来没有骂过他，也未免自欺欺人。
鲁迅与夏震武：夏木瓜之役
鲁迅那一辈，自然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渡阶段，这时就不免会碰到些顽固的前朝遗老。
1909年，鲁迅所在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就迎来这么一位监督。夏震武，以道学自命，被名之曰“夏木瓜”。此前为了营生，曾开一米店，大斗进小斗出，不讲商业道德，庐墓三年的著名孝子竟也生出一子，着实可笑。夏木瓜的悲惨命运还不止于此。“迂儒不达时务”，在清朝做官时两次想展示其能耐，第一次差点被杀头不自知，第二次仍毛遂自荐，想去同俄国签订有损国家利益的条约，遭光绪批评“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愚无知……亦不准再行渎请”。
夏震武对自己期许如此之高，也不难想他会在小小两级师范趾高气扬了。初来到学校，“他对住堂的教员只差人送一张名片，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集会愚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白臭架子，于是教员一哄而散”，许寿裳在《亡友鲁迅映象记》中说道，那时他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纷纷辞职，鲁迅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夏震武骂他们“离经叛道，非圣辱法”，而自己也得了个“理学欺人，大言巫实”的骂名勉强辞职。教员们回学校便开了个“木瓜纪念会”。这一役之胜利，也反映出了新对旧的胜利，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
鲁迅与宋庆龄：中国的夏伯阳
“他总是平易敬人的，长年累月穿着那件普通的布袍。他的高尚和才智是无可置疑的。”1976年宋庆龄在写给陈翰笙的信中回忆鲁迅这位亡友。
宋庆龄是陪鲁迅走最后一程的人。1936年2月23日，病重的鲁迅在日记中记录，宋庆龄托史莫莱特送来糖食、茶叶和慰问信。6月5日，宋庆龄敦促鲁迅赶快住院治病，可他一直都没有住院治疗，到10月9日终于不治。那时冯雪峰打电话通知宋庆龄，赶到时鲁迅已溘然长逝。冯雪峰不知如何料理中国丧礼，宋庆龄就想到沈钧儒，请他帮助到虹桥公募买一块墓地。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在鲁迅追悼会上发言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宋庆龄在会上做了追悼词。
回顾鲁迅和宋庆龄的交往，则是从1933年1月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开始的。这个组织由最初“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发展而来，以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终止活动，期间鲁迅一直都站在宋庆龄这边，支持其工作。
在远东反战会议上，鲁迅和宋庆龄合作，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新秋杂识》让公众了解到反战会议。
鲁迅最后一次和宋庆龄聚会，是一同在苏联领事馆看《夏伯阳》。宋庆龄记下了鲁迅回答勃加莫洛夫观后感的话，“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不难看出，鲁迅的真性情。
鲁迅交友甚多，以此人是否正派、是否是两面派，为判断是否为友的标准。郁达夫虽和鲁迅观念未必始终一致，但郁达夫待鲁迅真诚，鲁迅也待其真诚，便一直做了朋友。在朱正老先生《鲁迅的人际关系》一书中未收录很多对鲁迅很重要的人物，比如许寿常先生、“人生得以知己足矣”的瞿秋白、郁达夫、内山完造等等。朱正老先生风趣地说，并不是写“朋友大全”，不过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文中只抽取三四，不足以示朱正老先生新书全貌，还请读者从书中再寻研究。
